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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唐王朝对于兵力的使用，这些年也使用了一些特殊策略，这点大部分要归功于李靖。
综合考虑了李唐王朝的整个变革发展计划，李靖拿出了一整套的军事行动应对方案。直接对抗的小规模冲突，要派出精锐力量，这点和李世民不谋而合，打击震慑那些想挑战李唐王朝的各种势力。
而前沿部署的边境军人，则采取相对的守势，不要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感觉，要示敌以弱，不主动挑衅对手。并且没有特殊的情况和特殊情况，不要采取最前沿部署重要力量。
这两方面相互配合，最终想给予对手一种感觉。那就是李唐王朝这些年的发展重心在国内，但是又不代表放松了军事力量的建设。
而军事力量的建设，就是要给予对手一个印象，李唐王朝的普通军队建设力度有所下降，精锐力量的建设则被重视起来。但是他们的对手都有个判断，李唐王朝的精锐力量并不会在主要战场上起到决定性作用，毕竟这些精锐力量的人数还是太少了。
但是他们也不会放松对李唐王朝军事力量建设的警惕，只是来自李唐王朝的正面军事压力小了很多。这让他们相对之前，好过了很多，所以也不会主动去挑衅李唐王朝。
所以他们有个整体上的共同认识，只要他们不挑衅李唐王朝，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会面临被李唐王朝打击或者打压的风险的。至于这个时间是多长，以及时间到了会面对什么样的局势，就是见仁见智了。
这正是李唐王朝希望他们做出的判断。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的变革发展规划，带来可控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保证国内的发展有个充足的黄金期。
但是在李唐王朝内部，并没有放松军队的建设，和之前相比，反而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和更多的资源倾斜。
这点从朝廷制定了规范的国防法就能看出，国防法规定，今后李唐王朝的军费，每年必须得到朝廷两成收入的投入，这个时间保持十年，因为军改进行过程中，开销大是必要的，这点从军队的实际战斗力的提高就能看出必要性。
李世民等人都明白军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把国家的实力全部用来发展军力。穷兵黩武必然带来的危害，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国家的实力发展，是必须以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的。
所以国防法规定，这十年补短板之后，就要把军费大幅降低下来，保持在正常的比例，百分之七。除非有战争冲突等特殊突发情况，那时也会有特殊预算来应对实际面对的情况。
而对于整个朝廷收入的安排，魏徵等人已经计算出了一个合理的分配比例。军费占百分之七，科研经费百分之十四，教育经费百分之十，医疗卫生经费百分之十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百分之二十，行政事业开支百分之五，可持续发展经费百分之十，其他开支百分之七，剩下的百分之十五是朝廷必须保留的应急保障经费。
计算出这个比例，是魏徵等人根据李唐王朝这五年的发展现状，以及以此为基础条件，可遇见的未来发展形式而得出的。
这就有个前提，必须保证李唐王朝今后的发展势头要一年比一年好，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变革计划头十年的发展势头，他们都不担心，但是十年之后还能不能保持这样良好的发展趋势，就不是他们可以保证的了。
这也是魏徵等人管理的政务院各个部门，如履薄冰的谨慎实施出台各种政策的原因。
只要明白这里必然会遇到的难度，没有人可以无动于衷还保持像之前那样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这些变化从政务院慢慢传染到所有的政府部门，所以所有官员都发现，随着变革计划的开始，头几年官员都很好过，工作也比较容易。
但是随着变革的深入展开，工作的难度和需要的付出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但是同时官员们面临的岗位竞争也越来越大，随着成绩优异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各个政府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这使得在位的官员和所有职员都有了危机感，即使工作压力和难度变大，也没有人会轻易放弃到手的位置，毕竟官员的待遇还是超出普通人的平均收入的。
这变相提高了朝廷的管理治理效率，这正是一个朝廷该有的工作态度和效率体现。只有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应该发挥出的能力和作用，才会使得治理效果最好。
这样的压力同样出现在军队系统，虽然军队系统独立出了朝廷管理天下的系统，并且他们也不用为赚钱苦恼费心。但是他们的压力同样沉重，因为花钱也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这些打仗非常在行的军人来说，怎样才能合理的、高效的花钱，是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毕竟不能贪污，也没有敢这样做，否则这些钱肯定很快就会花完。
李世民吸取了发生在侯君集身上的教训，现在对军队的建设，尤其是军费的花销非常上心，明面的、暗地里的手段都在应用，就是为了避免贪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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