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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场大辩论的发起者，其实就是岑文本。
他本人现在也算是个大儒了，学识和修养都是得到天下读书人的认可的。在一开始双方火药味比较重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计划，那就是把双方的辩论透明化，至于输赢他并不在乎，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只要双方辩论的越激烈，百姓看文化月刊，甚至是私下讨论的机率就会越大，这才是朝廷设立文化月刊的初衷。只要百姓能从中学到自己需要的知识，提高文学素养，就是自己最大的进步。也是达到朝廷寓教于民的目的了。
可笑那些腐儒、酸儒还放不下自己的脸面，还在抱着圣贤经典的条条框框，试图说服所有人听从他们的观点认识。殊不知百姓对知识的渴望，才是圣贤最关心的，要不然也不会留下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和本质。
其实他们就是放不下自己的身份，毕竟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他们并不想所有人都变成读书人，那样还怎么体现他们高人一等的虚荣心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辩论的激烈程度并不见减少，可是代表传统儒家发声的人在逐渐的减少，并且重量级的人物出面的也少了一些。虽然大家都用的是笔名，但是从文字风格上还是能看出一些特点的，从而判断出彼此的真实身份。
这点双方都一样。
这点变化代表一部分人转为幕后，也有一部分人转变了思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第五期的文化月刊上，新出了一本连载—封神演义。
这本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人们的欣赏和传唱。他的叙事风格类似李承乾写的三国演义，但是文采就是李承乾这个半吊子水平的写手所不能比的。
李承乾只是靠着自己的记忆，改写的三国演义，所以成书的内容照比原本的文学素养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这本封神演义不管在情节设定和描述，以及文体风格上都有着大家风范。引经据典信手拈来，风趣幽默更是不着痕迹，最重要的就是对商末周初的历史了解的非常深刻。
所以这本连载一经推出，就引起了李世民等人的注意，但是仅凭一篇文章，众人都想不出这是谁写的。本来李世民还想着调动朝廷的力量查一查，但是被魏徵断然拒绝。
至于道理，大家都懂得。所以众人进过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放任他继续出版，因为这对朝廷和百姓都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随着文化月刊出版的越来越多，同时反馈的信息也越来越全后，从第十期开始，文化月刊就变成了二十四个版面。而其中各部分的占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连载占比一半，十二个版面，实在是越到后期，出版机构收到的稿件越多，质量也是越来越高。即使是岑文本等人取舍起来也是非常得纠结，所以最后商定给予连载最大的权限。
第二多的就是散文和诗词，各四个版面。李承乾写了一篇背影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献丑了。现在散文和诗词也是寄来稿件最多的，每月平均都能收到五千件以上，而且质量也是上乘的居多。
针对这个现实，李世民等人再考虑，要不要新设立一个专门出版诗词和散文的月刊。最后众人的结论就是等一等，看看后期的趋势，但是前期必须要做的预案还是要提前做好的，到时候一旦需要，就能马上上马。
剩下的四个版面，有两个还是留给儒家经典，另外两个则给了其他家的学说，比如法家、墨家、兵家、农家等等。
而随着报纸月刊的逐渐发行，在民间新培养出了一个职业，那就是说书先生，表演形式就是评书。
这些评书表演者什么样的出身都有，不要一定知道很多的知识和道理，但是必须要把文章里所要表达的内容，以自己的理解把它演活，说的越生动鲜活越好。
而他们说书的题材来源就是文化月刊中连载的，或者其他适合演绎的内容。只是每个说书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评书演绎风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五个人，这五人百姓根据时下最流行中的套路，和他们现实的地域分布、个人特点，也给他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外号。
东农、西流、南樵、北丐、中先生。
这五个特点鲜明的别称，就是百姓对他们喜爱之情的质朴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