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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此问题。如讨论限钱问题，企图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间蓄钱投入流通。如在一些路分诸科名钱银钞各半，并减少官兵俸禄中钞的比例，企图回收一部分交钞。如以行政手段强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贯以上的大钞，若大钞不行则行小钞，最后到了提高小钞身价把它当作与铜钱相等的钞本的地步。
结果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而在民间“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在由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矛盾扩大的情况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为做作，只是竭力调整货币政策，企图消除财政危机，最终越修补漏洞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章宗后期，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后蒙古南侵，金朝南迁，统治者位苟延残喘，横征暴敛，滥发纸币。纸币发行越来越多，纸币名称不断变更，“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
为了缓和经济发展中的钱荒，女真统治者除了在铜钱和交钞上面下功夫，更是一度铸造金银币。
金银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换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女真族崛起，再到建国，女真贵族对于金银币始终有一种独特的钟爱。
在对辽朝和北宋的战争中，女真大小贵族和军功头目对金银的掠夺表现出了比铜钱更浓厚的兴趣。金军袭击辽帝斡鲁朵“应行宫内库三局珍宝，祖宗二百余年所积”，将辽国百年寄存下来的金银，全部抢劫一空。金军攻破北宋开封，勒索金银，检阅府库“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金废伪齐，得府库中“金一百二十万，有银六千万”。
通过战争掠夺只是金统治者聚集金银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两宋百年之间，共计向女真人输出岁币银达到1485万两。而大金本身对于金银矿的开采，也是国库中积累上千万两金银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金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与北宋矿业达到最兴盛的神宗时期实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将产品分为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买者获得十分之八的政策相比还要优惠许多，二十税一，其余皆归矿业户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就是连二十税一也免除。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彻底废除了金银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金朝的矿业生产特别是金银矿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原北宋实施矿产谨慎开发的河北河东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同时金的矿业生产以招募制和承买制为主，政府不进行过多干预，这也为金银的积累从制度上得到了保证。
经过战争掠夺、岁币和矿业开发的积累，金的府库积累了大量的金银。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府库铜钱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折合铜钱5502万贯，多于同时期库存铜钱数量。在章宗时交钞阻滞的情况下，金君臣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这笔巨额白银，希望将其投入流通，以缓解钱荒。遂于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开铸银币，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与钱兼用，以代钞本”。
发行银币是金朝的一创举，不过由于它不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是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贬值阻滞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加之其问世后“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因此仅仅流通了三年，朝廷便被迫罢铸，停止使用。
铜钱生产难以跟上紧急发展需要，铜矿稀少，铸钱成本重，加上纸币随意发行，币值混乱难定，铸造的银币又不能及时的流通和被市场需要，金朝本就破败的经济更加的迷乱，从这也可以看得出大金国势江河日下，日渐不复一日。
顾同把自己记忆中的关于大金铜钱和交钞的使用情况回忆了一遍，这才知道，这一次看似是因为世家叛乱而爆发的挤兑引来的钱荒，其实更可以看作是大金自章宗明昌四年之后，新的一场钱荒爆发的征兆。
而现在只是泰和元年，距离金章宗再次发行“泰和重宝”还有三年时间，可见，未来三年的时间内，钱荒将会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手中漫不要说白银，就连铜钱可能也不能得到，而白银、铜钱只会最大规模的向世家豪族、大商贾手中集中，如此一来，未来百姓生活无疑更加的困难。
顾同又接着想到即将在山东之地爆发起来的那场“红袄军”起义，心中忧虑不觉更盛。
“这个时代，可真是越加的混乱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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