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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尔任斯基立刻反驳道:“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不管列
宁同志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都没有权利不刊登《远方的来信》,那既是对列宁同志的不尊重,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争论,我的意见是……”
捷尔任斯基话未说完,加米涅夫就忍不住了,他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恼火的声调反驳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我们才刚刚稳定工人们的浮躁情绪,让事情回到正轨,这时候刊载《远方的来信》只会让他们产生错误的想法。列宁同志不在国内,不知道局势的险恶,难道您也不在国内?你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
捷尔任斯基倒是比加米涅夫蛋定得多,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火气,依然是那么语重心长:“我当然了解您的顾虑,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不管是《远方的来信》还是《给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都已经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我们只能遮掩一时却遮掩不了一世!而且若是传出去《真理报》拒绝刊发我们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文章,这将造成怎样的误会?又会让下面的同志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的意见是……”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同意刊发的重要原因!”加米涅夫显得愈发的急躁了,“列宁同志的这两份东西是鲁莽和急躁情绪的产物,是列宁同志被二月革命的胜利激情感染下,一时的冒进!等他冷静下来绝对会收回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正是出于对列宁同志名誉的负责,我们才不能刊登这种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米涅夫的出发点确实是对列宁的名誉负责,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导师和领袖犯错误。然而这个出发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加米涅夫是对的,但他是对的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认为不管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过于急躁,当时的俄罗斯有更现实、更温和、更有良心的选择。但是,但是为什么他们更欣赏的更现实、更温和、更有良心的那一部分人没有取得成功呢?理由很简单,这帮孙子真是一群蠢到了家的窝囊废。
不是布尔什维克有多强大,才抢到了政权,而是这帮孙子实在是低能和自作孽。二月革命之后,两个政权并立,从形势上说苏维埃执行委员是愿意支持临时政府的,但是临时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关键问题上失分,从四月危机到第一次联合政府,再到七月危机,九个月之内临时政府总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给出错误的答案。
四月危机、第一次联合政府到七月危机,临时政府的行情一路走低,从最开始的能获得苏维埃绝大多数的支持,到最终被苏维埃所抛弃。不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有多强大,就算是强大也是临时政府自己造成的,一个人下一两次臭棋很正常,但是下的每一步都是臭棋,那除了说自取灭亡还有什么别的解释?
正是临时政府一次次下臭棋,导致了苏维埃权力的重新洗牌,支持他们的中间派和保守派一点一点的被选出了苏维埃,到头来还不服气,说是人民受到了蛊惑。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对手太邪恶,这种借口每一个失败者都会找,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说历史给了临时政府一个充当救世主的机会,但他不光不珍惜,反而硬是要哭着喊着演反派,人要找死老天爷凭什么拦着?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加米涅夫选择了一条自以为正确实际上却完全错误的道路,并一路走到黑,他和临时政府一样每一次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幸运的是他老师列宁一次又一次的将其拉回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他,为他辩解开脱,作为一个老师已经是仁至义尽。但是老师不惩罚他,不意味着他能永远的幸运。在几年后同班小弟斯大林抓住他在1917年犯的错误好好的给算一算总账,虽然后者在1917年并没有比加米涅夫表现得更好。
当然这些是后话,暂时也没必要提,只要知道加米涅夫现在自作聪明,以为自己这个得意门生可以纠正老师的错误,可以自立门户并准备和老师掰掰腕子了就够了。
因为骄傲所以得意忘形,这就是加米涅夫心态,也是他以后杯具的重要原因。而站在他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却不是这样的人,什么骄傲、得意的情绪完全和他绝缘,和自号石头的加米涅夫比起来,捷尔任斯基更像是一块真正的革命顽石。对于列宁的力量、列宁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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