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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那么，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男人变成天，就像女娲变成蛇，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因为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本义都是兵器。如此说来，难道那蛇其实不过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4]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牛的男人，开始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个方面，都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但，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
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而且披着羊皮。
因此，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即“大人”。古文字中，大人物都写成正面而立的“大”（如美好的美），普通人则写成侧身而立的“亻”（如佯装的佯）。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族群的领袖？
当然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但，如果祥就是羊，那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5]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鱼和鸟，分别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此刻则多半还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那些充满激情的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从来就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和粢盛，也就是肉类和粮食。这是食物。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牺牲、粢盛、玉器和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既有食物，又有红包，可见请神吃饭态度之诚恳，仪式之隆重。
盛放牺牲玉帛的器皿，有鼎、簋（读如鬼）、簠（读如府）、豆。簋是圆形的，簠是方形的，用来盛放粢盛。鼎则有圆有方，用来盛放牺牲。不过，簋簠之类要到商周才有，都是青铜器，原始时代大约用陶豆。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豆，叠加起来就是“豊”字。它读如礼，意思也是礼或礼器。[6]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
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们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古人一再回忆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7]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观赏者和参与者的特别注意。[8]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声高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走进密林。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族类的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归他说了算。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那么，如果他是“羲”呢？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窈窕淑女和妙龄女郎都会春心荡漾，愿意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和羲一样，也有羊有我（兵器）。但義变成“己之威仪”后，两方面都弱了许多，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不能叫做“性崇拜”的，因为它的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它崇拜的也是繁衍生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导致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性能力。
然而生殖崇拜的产生，却绝不意味着人类又退回到了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这就是部落时代的前夜。
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岁月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就连伏羲也将功成身退。女娲和伏羲共同代表的氏族社会，则将让位于部落时代。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是的。如果说夏娃代表的原始群处于蒙昧时代，那么女娲和伏羲则处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光辉灿烂，绚丽多彩。
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了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我们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