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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左宗棠上‘请办水师折’。言“法人持其船坚炮利，驰骋海上，我以船炮悬殊之故，非独不能海上交锋，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于渡涉。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纵横海上，不加痛创，则彼逸我劳，彼省我费，难与持久；欲加痛创，则船炮不逮”。以此为由，再次掀起了兴办水师的热议。
皇上转移话题，首先应答的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许庚身。“回皇上，自太祖开国以来，我朝均实行海禁政策。虽不至于似前明‘片板不得下海’，但对海防的重视似乎仍显不足。显宗皇帝二十年、文宗三年，英、法两次犯我，均来自海上。此次与法人之战，朝廷吃亏的也是在海上。臣以为，朝廷应该以此战为戒，励精图治，大力发展海防！”
1874年末，李鸿章曾上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使清廷开始较以往重视海军建设，开始北洋海军的初创。但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相比，清廷对海军的重视显然不够，所以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水师稍有建树外，其余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尤其这一次，福建水师甚至全军覆没。
许庚身说完，载湉立即颔首道：“许卿家所言，深和朕意。然海防一事，牵扯众多。军舰采买，武器、弹药的更新采购，士卒训练，港口、炮台建设等，不一而足。而且一旦开战，还牵扯各地水师调动协调等等。该如何一一操作，各位卿家可有教朕？”
前面几项倒还好说一些，但这最后一项，却难煞了众人。
此次对法战争，在科尔贝舰队封锁台湾、澎湖之时，朝廷曾计划调集北洋、南洋两大水师救援，甚至在马尾一战之初，张佩纶、何如璋等就已经上书，要求北洋、南洋和广东水师前往增援，但实际上，不但其他三支水师在马尾一战中没有一艘舰前往增援，连福建船政本身的军舰，都被李鸿章和左宗棠以各种理由扣留了。
虽然这些军舰到了马尾，也未必能扭转战局，甚至说不定还陪着一起沉了江。但从另一面来看，大清缺少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导致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战时难以调遣，更谈不上协同作战的弊病已经非常之明显了。
其实不光是这一次马尾水战，1879年5月，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桢曾奏请将南洋各省兵轮每两月调至吴淞口会操一次，以便彼此协调，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更好地互相支援作战，对此，福州将军庆春、闽浙总督竟以种种理由推托。
福建还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福建水师的节制权，但南海海防大臣的号令都很难在自己所辖的福建水师中贯彻，全国海军的整体状况便可想而知。
简单说，清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必须统一，系统管理高度远非当年水师可比。
光绪八年九月，何如璋就在奏疏指出：“防海异于防陆，陆军可以分省设守，海军则巡防布置必须联络一气，始无分兵势散之虞。七省濒海之地，港汉纷错，互有关涉，风轮飚忽，瞬息千里，苟分省设防则事权不一，呼应不灵，守且不能，何有于战？”急切吁请“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以达“固海防”，张国威”之目的。
这份奏疏洞中症结，建议及时得体，然而清廷却没有立即采纳。一方面，朝野许多人都认为建立一个中国传统“六部”所没有、只有“狄夷”才有的新机构，意味着“以夷变夏”，约略相当于今天可能会被某些人指为“西化”的罪过。另一方面，改变各省督抚统领水师的方式，也牵扯到很多衙门和官员的圈、钱问题。这种得罪人又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那有人愿意积极推动？
然而这一次‘马江战役’，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痛的教训使创设‘海军衙门’之议引起朝野高度重视。仍然是许庚身回话。“朝廷虽然与曾建立造船厂、建有水师，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更兼各水师难以协同，无法形成合力。水师经费本就不足，更兼各地自行采购船只，靡费重复，此当为失败之主要原因。当此事定之时，正应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臣请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利海防！”
许庚身话音刚落，奕譞便站出来道：“臣附议。之前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秉政之时，也曾多次在召见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等官员时表示出对洋人要挟的愤懑，声称“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一件大事”。鼓励他们尽心兴办造船、造炮、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的活动。这一次水师大败，各种弊端一应展现，正是该奋起改革之时。而蛇无头不行，如仍沿前制，则水师仍难有作为。臣亦请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利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