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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原因有很多，财政崩溃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李自成自西安东征而来，大明朝廷自孙传庭一死，已经是无兵，无将，无饷。此时国库囊空底净，内帑也是老鼠走空的状况。于是崇祯令勋贵国戚，太监，百官助饷，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可加官进爵。明朝官员工资标准基本历史最低水平，而且还是朱元璋按照开国时的物价标准定的最低工资，过了将近三百多年，物价已经上涨数倍，工资还是原样，甚至朝廷还有很多时候发不出工资，或者只发一半，官员不贪污基本没有办法生活。
崇祯也是知道自己底下的官员没有清官，官员都靠贪污致富，虽然文官平时谈的都是以身报国，但是用银子报国是万万不能的，大学士之内至多捐助几百两，其他官员都是几十两上下，都是家计艰难，为官清廉如水。当时崇祯派太监徐高，密谕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作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最多捐一万两。崇祯认为捐的太少，要周奎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自己的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搭，反将周皇后送来的五千两银子扣下两千，只捐助三千两应命。
国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捐助二万两，被崇祯封为侯爵。崇祯见百官和勋贵国戚都是一毛不拔，于是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银多少，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多少，如江南籍的要八千，江北籍的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等等。本来就是大厦将倾，许多官员本身就已经准备跑路，于是京官纷纷辞官告免，崇祯无可奈何，只能作罢。
太监对皇权本来应该最最忠心，结果为了捐助银子，忠心也就不值钱了。传说东厂掌印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仅藏银一项就有三十多万两，崇祯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其他的太监也是一个个装苦叫穷，有的在住房门上贴上“此房急卖”，有的就拿着古董字画去出售，都是一副破家抒难，举家为国的样子。
崇祯层层命令，绞尽脑汁，文武百官加上内臣太监捐助为国的银子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而后来京城被破，东厂掌印太监王之心被抄家，抄家所得的银子加金银器物就超过了三十万两，后来王之心自己也被李自成军所杀。李自成军进京之后对皇亲国戚一律抄家，文武大臣全部追赃助饷（绑架勒索，严刑拷打，大肆抢劫），黄金白银加各种黄金器物合计，一共在京城弄到了七千多万两白银。
崇祯无兵无饷于是上朝时对大臣们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说完酣然泪下，作悲戚状。
“国事如此，非陛下之过，实是臣等无能，如今闯贼东来，怎能让皇上以身犯险，臣等愿粉身以报，替天子出征。”从首辅陈演到大学士，大臣都一一报名请求代替，后来李建泰报名，崇祯才答应。李建泰为人贪生怕死，即无驭将之才，也无应变之策，崇祯选李建泰为督师，只因李建泰是山西大富商，崇祯无兵无饷，指望李建泰为国出力，破家以抒国难。可是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已经要被李自成占领，有钱也不是自己的了。于是李建泰说道“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
崇祯在正阳门设宴，为李建泰送行，还用金杯赐酒，赐尚方宝剑，“文官自监军，兵备道及饷司，府州县等官，武官自副，参以下，情真罪当，即从尚方从事。”礼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受到这样隆厚的礼遇，也为之感泣，誓以死报。后在保定投降李自成部将刘芳亮。
早在二月时分，崇祯已经下了招天下兵马进京勤王诏，也调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山桂山海关总兵高第带关宁军放弃山海关进京勤王，同时传招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凤庐总兵黄得功，援剿总兵官左良玉率部勤王。此时这些兵将虽说属于大明旗下，但是大明已经发不出军饷，他们都是自己在地方就地征发抢掠，对朝廷已经不大理睬，成为实质性的军阀。崇祯为了讨好这些地方军头，对五人都封了伯爵，吴三桂为平西伯，唐通为定西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左良玉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终明一代除了跟朱元璋打天下，和跟朱棣靖难之役起家的功臣之外，之后都无人封过爵位，戚继光，俞大猷之类不管多大的功勋都没有封爵，皇朝末世，名器已不值钱，一下封了五个。
可是这五个封爵的人，除了唐通之外没有一个人带兵来勤王，而唐通带了两万多士兵来到京城，驻扎齐化门外。崇祯亲自赐宴，慰劳唐通。唐通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崇祯很是高兴，赏唐通本人白银四十两，兵丁没人五钱银。却做死的想凭这点银子收买官兵，还立马派太监杜之秩充任监军，想控制军队。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赐给的东西摔在地上，对部将说：“皇上加封我为太师，又封我伯爵，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于是借口自己带领的兵员数“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上梳之后，不等朝廷回复，拉起队伍就走了。后在居庸关和监军杜之秩一起投降李自成。
吴三桂接到调兵勤王的命令不是立刻进京勤王，而是仗着旨意从宁远进关之后，在山海关吞并山海关总兵高第的兵马，所谓统一号令。当李自成打进了京城，还在山海关“整顿兵马”。
左良玉和黄得功都在长江以南，对此时的圣旨都是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