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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治然也。这一点，想必刘校尉不会反对吧？”
刘鼎摇摇头，表示自己不反对。
安史之乱，是大唐从盛世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原本富饶强盛的大唐，在一夜之间，成了百病缠身的风烛残年。这一点，已经不需要多做叙述。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不折不扣的武人，他原本就是胡人，粗鲁野蛮，却深得唐玄宗的喜欢。当初玄宗好大喜功，不断在边境发动战争，以表示天朝上国的强盛，因此在边境上连续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委任统军大将以兵权和财权，其中又以安禄山的兵力最为强大。
固然，这些节度使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维持了唐朝边境的安定，使得开元盛世在天宝年间得以延续，但是，节度使制度带来的弊病，却是致命的，巨额的军费开支，消耗了唐廷的财政储备，使得中央军兵力越来越孱弱，节度使军队远远超过中央军，最终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地方节度使不但有兵权，还有财权，他们可以不受限制的扩充军队，迅速的形成了最早期的藩镇。
杨国忠虽然被后世屡屡骂为奸贼，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却还是很有眼光的，他极力主张废除节度使制度，将节度使的兵权和财权都收归中央，只不过，杨国忠采取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大部分措施都是出自私心，执行起来自然远远的偏离了初衷，非但没有削弱安禄山的实力，反而迫使安禄山更快的发动了叛乱，将大唐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安史之乱都给大唐前所未有的重创，导致这个昔日的巨人始终无法复原，原本被大唐逐渐镇压下去的异族势力，也借机积蓄力量，乘势而起。在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人就连续三次攻破长安，将人口财富洗掠一空，其余的党项、回鹘、突厥、契丹势力都随机崛起，尤其是曾经被反复消灭的突厥人，也利用这个机会，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主动和唐廷修好，利用唐廷的力量，处心积虑的壮大自己的实力。
安禄山之后，唐廷对于武人非常的敏感，对朝廷中的武将非常的忌惮，皇帝一方面要借助武将来镇压地方藩镇，但是又要小心翼翼的防止武将势力过大，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因此政策屡屡反复无常，最终是劳而无功，到最后，皇帝干脆想到了新的办法，那就是借用胡人的力量来维持朝廷的安全。地方有叛乱，不是朝廷出兵，而是请胡人出兵，但是胡人出兵，是要讲条件，讲利益的，例如当初回鹘出兵，朝廷就是以洛阳的上百万人口作为酬劳的，现在这些人还悲惨的生活在庞右道的河西走廊，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相对于胡人的迎风而起，唐廷内的武将却是越来越凋零，镇压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以及后来的李晟、李愬、王叔文等，先后都被解除兵力，归家养老。无论他们本身有多么杰出的能力，有多么洋溢的才华，在这片黑暗的土地上，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
朝廷积弱，地方上的势力自然越来越强盛，他们吸收人才，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侦察地形，蠢蠢欲动。地方武人势力越是炙盛，唐廷对于武将的猜忌就越深，而对于武将的猜忌越深，越导致唐廷无法有效对付地方武人，这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谁也没有机会破解，只能一步步的走向深渊。
王博是典型的文人，固执的认为是武人的野心导致了天朝上国的沦陷，因此顽固的不肯给武人崛起的机会，尤其是好像刘鼎这样的野心分子，但是情势变化，出乎意料，最终，他还是不得不让刘鼎掌握了舒州的军权。事实上，就算他刘鼎不崛起，贝然清、贝丹山等人始终也会崛起，在这一点上，刘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让步，既然要有人称为地方霸主，那还不如让自己来的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