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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惯性下，大多数老人把聪明与狡猾等同起来了。由于历史原因，掌握知识少、缺乏科学理性思维、怕“枪打出头鸟”而缺乏冒险精神的老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也没赶上”。
2、取得金钱的数量。“积谷防饥”是农业社会的储蓄观，但由于中国近年来的扩张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高通涨，高储蓄率无法抵消财富的流失。多数老人缺乏投资理念和能力，财富增长极其缓慢，失落心态油然而生。而老人们必须面对城市化条件下的高房价、医疗市场化的高费用、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货币扩张化的高物价，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今天，显得捉襟见肘，财务自由无法实现，很多人难以安享晚年。
3、金钱对比的参照。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在毛时代一大二公被强化。但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两难的矛盾，今天中国的高效肯定牺牲了很多公平，这是历史阶段的必然。今天的贫富差距给老人们产生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老人们亲历了巨大的贫富转换和相对社会地位的升降变化，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本质上是权力等级观念）和攀比心态使他们不爱纵比爱横比、不比自己比他人。表现为：城市老人牢骚大、退休工人牢骚更大、下岗工人牢骚最大。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人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之一，最差的工人也能娶到农村最漂亮的媳妇，完全是“人上人”的姿态。但今天，如果单位效益不好，甚至下岗自谋职业，他们别无所长的话，在与身边人比较参照过程中，只能是眼看着自己相对社会地位一路下滑而无可奈何，甚至连老婆孩子都说自己没本事，既无面子也无里子，报怨社会和他人是肯定的。
三、道德判断的混乱
道德是对思想行为的价值判断，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从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漫长而发达的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儒家学说所提倡的道德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们，是与其学说高度适应小农业生产和封建集权统治有关的。西汉董仲舒用礼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程朱理学更是把个人修养与道德推崇到神化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有道德治国的传统，道德在老人心中的地位极其崇高。所以，在今天传统道德受到巨大冲击时，对很多老人的内心是极其震撼的。
1、道德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道德观念，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过渡的阶段，传统道德必然会被扬弃。比如，传统的敬宗法祖的祖先崇拜，是老人地位的体现，接续家谱和重男轻女的血统传承就是老人们信奉的人生价值，在人口高度流动信息高度交汇的时代，对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目标，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大多数老人希望延续男权社会的传宗接代，好进祖先牌位，家谱万世留名。但在男女平等的现实中，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仅要求“尊老”的社会道德，也在年轻人行为中显得淡漠。
2、道德内容的变化。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仁”，它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前提下的。但根据哲学发展史我们知道，人之初，本性是非善非恶的，所以，“仁”只能作为道德的目标，而不能作为道德的前提。在所有国家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会流行，这常常貌似“性本恶”，在约束“恶性”的法律制度没健全时，许多老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世风日下”。“礼”为中国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突出特点是固化等级，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公民都是平等主体，许多年轻人对老人的表面尊重都没有了，老人们感到巨大失落。公交车上多次出现的让座风波，本质上是这些老人维护传统“尊老”道德失败而产生的应激反应。由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是有区域和范围划分的。比如先是家人、再是乡邻、最后全社会。中国人历史地形成了对亲人最好、对老乡不错、对陌生人最差的行为方式，由于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乡邻互助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这一道德方式的合理性，加上生产力低下时期人们必须抱团取暖、封建专制时期老百姓公权薄弱必须宗族团结和乡邻和睦，才有生存空间，所以老人们总认为“亲情社会”、“熟人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以血统和地域划分关系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道德范围应当更多体现在公共空间。有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除了文革遗风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普通民众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养成尊崇社会公德的习惯。反而，在封建社会，打着“肃静、回避”的官员强行占用公共空间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所以，许多老人爱占社会小便宜是有心理补偿作用的。然而，社会主流声音看不到这些老人不良公共行为的历史原因，总是对他们大加批评，使有些老人更感失落。
四、情感支撑的淡薄
道德规范的约束必须有强大的情感支撑，价值观的延续必须要用从青年到老年都具备的希望和热情。赵本山在小品里说“人一生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情字”，许多人深以为然。但老人们在经历中国历史巨大转折的几十年里，过去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情感归宿大多日渐淡薄。
1、无法追忆的历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总要对自己的历史寻找重量。但今天许多老人们，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成长于文革时期、起伏于改革大潮、面对着市场经济。许多人饿过饭、造过反、下过乡、下过岗，他们的人生是“贫困的童年、混乱的青年、失败的中年、愤怒的老年”。有许多老人甚至想回到文革时期，那不是因为文革有多么正确，而是他们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重量。但现实是，他们的经历从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都被全盘否定，毫无翻盘可能。
2、难以维系的亲情。小农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亲情在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大工业化造成了家庭人变为单位人，信息化造成了家庭人变为社会人，家庭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渐下降，就连成功企业家也必须把家族生意推向社会才能做大做强一样，血统亲人关系让位于法律经济关系，亲情越来越缺少经济意义。农村的子女为了生存外出打工，为了孙辈前途留下孤独老人;城市老人在完成传统的为子女成家的任务时，因高房价而困难重重，维系旧式大家庭越来越不可能。
3、日渐淡薄的乡邻。老人们习惯于“熟人社会”。但生活一生的农村已经空心化，属于有熟人无社会的境况；城市老人因单位改制、住房改迁等原因，加上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邻里互助的必要性降低，造成了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老人们习惯的情感互动平台渐渐丧失作用，社会存在的价值感降低了。
4、没有把握的未来。情感何所依，老了何处去？这是摆在每个老人面前的问题。子女回归家庭？现实可能性小，因为就业的高度流动，也因为经济的压力。原本“养儿防老”，许多人还要“养老防儿”。既使有的老人把情感寄托在孙辈身上，但因为教育原因，孙辈离开家庭也是早晚的事。亲友邻里互助？都是老人，面临同样的问题，无法组成互补的帮助关系。同时，容易形成经济及情感纠纷。社会机制养老？有的因为经济负担不了，有的因为养老院服务太差，有的因为不习惯离开家庭，所以，暂时无法对老人们有大的吸引。那么，未来余生依靠谁？未来情感托付谁？在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今天，老人们的未来是不由自主的。
五、宗教信仰的缺乏
当人们缺乏足够的理性能力来理解自身时，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打包兜底的支撑。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反过来说：不面对死，怎么知生。没有出世的精神，便没有入世的勇气。爱因斯坦回答自己信仰上帝的原因时说“我要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家”。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没有给宗教留下足够的位置。虽然有人说“儒教是教”，但出世精神不够。儒家优秀的思想是最早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对不可解释的“神”却回避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中国有道教和佛教，但历史上它们都不占有主导地位，况且近代革命以来，唯物主义打翻了神像，破四旧中断了传承，宗教的力量对广大普通人来说，就是机会主义式的迷信，缺乏信仰的支撑。
1、无神与泛神的矛盾。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最早肯定了人的价值，《易经》提出“天地人”三才，把人与天地并列，这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儒家又搞祖先崇拜，把先人神化，祭祀天地宗庙，实际上是对无神的背离。老百姓相信人的强权和力量，但“穷极呼天”、拜鬼信神又浸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2、机会主义与思想行为的矛盾。当现实发生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思想发生无法解释的困惑时，中国人就求神拜佛，他们的行为是机会主义的投机行动，拿几个水果几碗灯油或几柱高香贿赂神位菩萨，求得升官发财或分忧解难。但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是没有多少神的位置的。
3、欲望现实与精神超越的矛盾。许多普通人的价值观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的，但欲望的满足是没有限度的，人们时常受到欲望逼迫的痛苦。人们的精神超越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信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安慰中。中国人提倡的“知足常乐”实际上，只有在很少一部分人中才能实现，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就造成了价值观的冲击和涣散。
这是班长对目前老人价值观的研究，为他回答我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下面的对话，就显得更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