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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历经数十年，各地衙署吏员早已对民生百计变得漠不关心，平素多是蝇营狗苟，巧取豪夺。谢林和程世林在其中还算是比较本分，能够做实事的。于志龙能留用，并重用他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令这些伪元旧吏一时难以承受的，就是相比元廷风气的沉沦，于志龙明显对他们的要求严得多。
于志龙不仅明确了各级官吏如主管、掾吏、衙役，门子等的职责，还参照后世细化了数据统计和考核，例如县尹等行县的时间，频次，查询过多少乡村，问询了何人，乡里风情、民生、物价有几何等，都需行县人一一整理并笔录，行县后上交上级考评。
各个衙署主官的报告和上级考评都必须经于志龙亲自抽取核验，包括谢林、程世林的；自得了沂水等城后，各级官吏的选拨，任用、考核等工作量迅速增多，于志龙一时又无法假手他人，只得在处理军务的同时，日夜兼顾对政务骨干的选拨、考核。
随着管理地域的不断扩大，筹办管民总管府将不得不提上日程了。于志龙开始思索未来的治政架构。
如今的衙署面貌，与一年前大不同。伪元官吏被撤换了近一半，同时补充了不少新鲜人士，包括不少作战后伤残的靖安军士卒、百户等。这些人由于出身原因，对于志龙最为拥护。
此外，于志龙这次还任命田烈为本地学正。令其大力督办县学。为解决大多数民众家贫，无财力送子入学的窘境，于志龙特地批示方学在官仓里每月拨付数百石米粮，专供学子和讲师、教授。
这一系列的兴农、垦荒、劝学、缉捕盗贼，修路等办的有声有色。如果于志龙不是反贼出身，若在大元朝廷岁考中，必能考核优等。反倒是自诩朝廷正道的高官贵戚纷纷将国财侵夺为私利，不啻于国贼、巨寇。
谢林与程世林等旧元胥吏暇时私聊时，每每议及此处，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临朐如是，沂水、莒县等地亦是按此施行。此是善举，极得谢林、方学、金炎、孔英等推崇。
消息传到地方，无论贫富人家均道靖安军是仁义之师。前者于志龙、赵石开仓济困，惩办地方无良官吏和恶霸，已得人心。这次更是使得地方迅速安定。
后来又有传闻，靖安军欲彻底丈量各家田亩，清算羔羊息，资助各家结社并开垦荒田，同时广为安置本地流民，或分田结社，或择青壮雇工。许多流徙在外的民众听得家乡消息纷纷扶老携幼，辗转归往故里。就是一些流落在外的其它地方流民得知此事，也是将信将疑的，陆陆续续前往靖安军所控制区域讨口饭吃。
益都路元廷虽早有拦截，但是因为封锁线被破，此时已经难以围堵周密。
若说对于志龙有不满者，主要还是地方大族、巨擘，他们已经掌控了海量的田产，并隐匿了大量良田，甚至还役使着无数驱口、隐户，靖安军这次丈量、清算田亩，重新核定田租，勾销羊羔息，对他们的利益伤害最大。只是形势比人强，靖安军正风生水起，这些大族巨擘暂时不得不隐忍。
于志龙何尝不知？不过此时靖安军急需的是各地民众踊跃拥护，这些大户望族本就是他分步打击的对象，若是能够拉拢分化，以利诱之，可供驱使，自然最好。
与以往统治者不同，本地民众，特别是商户等明显感到靖安军对商人、小贩、匠户的看重。自临朐解围大胜后，于志龙先后颁发政令，严喻各地重新布设关卡，除了几个府县要道继续保留管卡抽税外，就是城门卡处，一般也取消了往日设置的抽税掾
吏，过卡什物按照三十抽一。允许各地商贩携带商货、柴草、菜蔬等自由出入，城乡集市上的小贩在指定的位置摆摊，除了缴纳少量的卫生管理费用，其他摊派一概取消。
通关、摆摊摆摊的抽税少了，自然做买卖的利润就高，不仅小商小贩欢喜，就是经营买卖的大富商们也感到欣慰，大大抵消了靖安军的对他们家资重新核查，核算的反感。
小贩一日辛苦所得，也许只有数文钱，但是他们本就清贫，这点文钱日积月累，到了月底也许就是百文钱，足够多买几个炊饼或半袋高粱，家人就可稍解几顿饥饿。
富商们则是日进斗金，靖安军如此做，可为其节省流通成本每月或有不下百两、千两者。
大乱之后有大治，人心思定。靖安军地域的盗寇、强盗明显少了，商路安靖，商队来往通便和安全，大大减少了风险。除了单纯吃田租的地主外，凡是有商路的富户多有受益的。何去何从，商人们心中自有选择。
于志龙的做法就是鼓励经商，鼓励商品流通，但是商人必须真实纳税。凡偷税漏税的，抓获后至少罚金三倍，再重着，拘人、抄没家资，甚至入狱。
而匠户去籍后，允其自由匠做，自由买卖，因为匠做的收益较大，官府课税从其营收中按照十五抽一，总体上地方各类匠户的劳作热情绝不下于耕户。
各地乡村的耕户大多得到自有耕地或农具、驮马、耕牛等，虽然许多是官府借贷性质，但是对于农户来说终于有了生产劳作的资本，未来就有了希望；而且靖安军檄文中反复承诺，明后年税赋将按照收成的三十抽一施行，往后才是二十五抽一，再往后的缴纳比例将控制在田亩收成的二成以内，这还包括了耕户需折算的各类官府劳役等成份，也就是说，无论收成有多好，最多只需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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