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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才得到我那部作品的头几页的，然后便想出法子来阻止该书在迪舍纳那儿印刷，并且也许夺去了书稿，以便随心所欲地大做手脚，等到我死之后，可以按他们的意思出版发行。不管贝蒂埃神甫如何花言巧语，我都始终感觉到，耶稣会士们不喜欢我，不仅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所有准则比我的同行们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背他们的教义和威信。加之狂热的无神论者同狂热的有神论者都具有不容忍的态度，他们的观点甚至可能互相接近，如同他们过去对中国的问题一样（）②，也如同他们现在反对我时那样。而合理的和有道德的宗教则不然，它因而取消了一切人对信仰的权力，而使得掌握这种权力的专断者成了无本之木。我知道大法官先生（）③同耶稣会士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担心其子被做父亲的吓住，被迫把他保护过的那部作品交出去。我甚至认为从他们开始对头两卷的吹毛求疵之中，看出了马尔泽布尔撒手不管的后果，因为他们毫无道理地要对头两卷进行改版。而另外的两卷，大家不是不知道，尽是些激烈的言辞，如果像对头两卷那么审查，非推倒重来不可。此外，我还知道，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也亲口对我这么说的，他是责成格拉夫神甫监督该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甫也是耶稣会士们的一个拥护者。我到处看到的都是耶稣会士，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已处在被消灭的前夕，为了求得生存，要干的事多得很，何故与一部与己无关的书的出版过不去。我说“没有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一得知我有这种想法，便特意指出来反驳我。他是从我的另一个想法得知我上面的怪想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要想判断他毫无所知的人事，当然是错误百出的，因为我从不愿意相信耶稣会士们已自身难保了，我把广为流传的闲言看成是他们用来麻痹自己对手的一种诱饵。他们往日无事不成，无可争议，致使我对他们的权可倾国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印象，竟至为议会的威信扫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塞尔先生曾在耶稣会士那儿学习过，我知道蓬巴杜尔夫人跟耶稣会士们相处得不错，我也知道他们跟宠幸和权臣结成的同盟，始终对双方反对共同仇敌似乎都很有利。宫廷好像是撒手不管，而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遭到什么严重挫折的话，那么，能有足够力量打击它的也绝不是议会。因此，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判断出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也是有征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所有传言中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一种伪装和奸诈，认为他们平安无事，有的是时间来处理一切事情，所以我深信他们不久就将粉碎冉森教派，粉碎议会，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所有不接受他们奴役的人。我也深信，他们如果终于让我的那本书出版的话，那也是在把它改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武器，并借重我的名字去吓唬读者。
我当时已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很不明白，这种胡思乱想怎么竟然没有置我于死地，因为我一想到我这本最有价值、最优秀的著作在我死后将使我名誉扫地，我便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这么怕死过，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死去的话，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在今天，我眼睁睁地看着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正在毫无阻拦地付诸实行，我也会死得比先前心安气顺得多的，因为我坚信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还我清白的一个证据，它迟早都会挫败那些人的阴谋的。
马尔泽布尔先生目睹我的焦躁，并倾听了我的怨愤，费尽心思地安慰我，这证明了他有着一颗菩萨心肠。卢森堡夫人也致力于这一善举，曾多次去迪舍纳那儿，了解出版的事怎么样了。最后，书又继续印刷了，并且进展得挺顺利，可我始终没弄明白它为什么搁浅的。马尔泽布尔先生劳动大驾，前来蒙莫朗西安慰我，他总算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对他的正直绝对信任，消除了我那可怜的脑袋里的疑惑，所以他安抚我的话便句句入耳。他见我忧心忡忡、惶惑不安的样子，自然觉得我非常值得同情。他也确实在可怜我，因为他又想起了他周围的那帮哲学家经常不断地给他灌输的话语。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声言我在那儿是待不长的。当他们看到我坚持住下去时，便说我这是因为执拗，因为自尊，因为羞于改口，但又扬言我在那儿会闷死的，而且说我过得非常不幸。马尔泽布尔先生信以为真，还写信来劝过我。我如此敬重的一个人竟有这种错误想法，让我颇为伤心，于是，我便连续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述我这么做的真正动机，我如实地向他描绘了我的情趣、我的志向、我的性格以及我心中的所思所想。这四封信我没打草稿，笔走龙蛇地信笔写去，甚至写完之后也没复看一遍，它们也许是我这辈子写得如此顺畅的唯一的东西，尤其是我当时万般痛苦，极度颓丧，这就更令人惊奇了。我自觉已心力交瘁，一想到我在正直的人们心中留下一种对自己极不公正的看法，不觉悲从中来，因此，我便力图通过在这四封信中匆匆拟就的纲要，来多少代替一下我已计划好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了挺高兴，并在巴黎拿给人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此详述的东西的概要，正因为如此，它们值得保存下来。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箱中见到这几封信的抄件，那是经我请求他让人抄的，并且，几年之后寄给了我。
唯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在我死之将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信赖的文人，让我能把我的文稿交在他的手里，等我死了之后，为我进行整理。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便与穆尔杜交上了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真希望他能来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一愿望，而且，我认为，如果他的事务摆脱得开，家里人也同意的话，他本会很乐意地做此善事的。由于不能遂愿，我至少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因此，便在《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出版之前寄给了他。他很高兴，但我觉得他在回信中并没有表现出像我当时期待着该书效果时那么笃定。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别人没有的几篇东西。我给他寄去了《悼故奥尔良公爵》，这是我替达尔蒂神甫写的悼词，神甫并未宣读，因为他没有料到，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挺顺当地完成了。我还发现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在对头两卷非逼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出版了。可我仍旧有点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种人对我有好感。“长舌妇们”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花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因此，在人家出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部成书了。我的愚蠢，我的马虎，我对我囿于其花园之中的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但门锁不好，锁不牢。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俩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长舌妇们”有所怀疑了。我知道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使我有点不安，也使我更加警惕。我把文稿都拿回到我的房间里，并且完全中断了与“长舌妇们”的往来，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拿我不慎借给他们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家人家炫耀。尽管直到我搬走之前他们仍一直与我为邻，但我自那以后就再没有与他们有过来往。
《社会契约论》在《爱弥儿》之前的一两个月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绝不要偷偷地把我的任何一本书运到法国来，所以他便致函主管官员，呈请批准这部著作经由海上从鲁昂运进来。雷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它的包裹在鲁昂撂了好几个月，最后又给他退了回去。他们本想将这些包裹没收的，可是雷伊不依不饶地闹了起来，只好退还给他。一些好奇者从阿姆斯特丹弄来了几套，在法国悄悄地传看起来。莫勒翁曾听说过此书，甚至还看过几页，便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它。那神秘劲儿令我吃惊，要不是我深信我在各个方面手续完备，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的话，要不是我那伟大的准则使我放心大胆的话，我真的要惴惴不安的。我甚至深信不疑，舒瓦塞尔先生已经对我十分青睐，并对我因对其景仰而在这本书中对他表示的赞扬深有所感，他在这种场合一定是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不良居心的。
我肯定是有理由在此时此刻像在从前一样地指望得到卢森堡先生的仁爱之心，指望必要之时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给予我的友好表示从未有这么频繁、这么感人的。在他复活节前来小憩之时，由于我的身体很糟，去不了大城堡，他没有一天不来看望我的，最后，见我痛苦不堪，便死活要我去让科姆修士诊断一下，并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有胆量——这在一位达官显贵身上的确是罕见而令人钦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我动那既疼痛难忍又耗时甚久的手术。不过，那手术只不过是探查而已，但我从未被好好探查过，即使是莫朗，他试过好几次，但都未能成功。科姆修士的手又轻又巧，无与伦比，终于在让我受了两个多小时的罪之后，把一根很小的探条插了进去。在这两个多小时之中，我拼命地忍住，不哼一声，免得让好心的元帅那颗仁慈的心听了心碎。头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认为探到了一块大的结石，并且告诉了我；第二次再探，他却又找不到它了。他又一再地探来探去，既仔细又准确，令我觉着时间特长，然后他说根本没有结石，但前列腺上有硬块，比一般的要粗大。他觉得膀胱很大，但情况良好，最后告诉我说，我将非常痛苦，但生命无虞。如果他的第二个预言同第一个预言一样准确的话，那我的痛苦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
就这样，我在那么多年中，被相继说成有二十种病，其实我并没有，因此，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但又是不会致死的病，它将伴我终身。这么恍然大悟之后，我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不再老想着自己要被结石残酷折磨致死。我不再害怕多年前断在尿道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变成一块结石的核儿了。我解脱了对我来说比实际病痛更加难忍的假想的病痛，也就能比较平静地忍受着那实际的病痛了。很显然，自那以后，我对我的病远没有以前感觉的那么痛苦了，而每当我想起这种放松全是多亏了卢森堡先生时，我总要因追思他而伤怀。
我可以说又活过来了，也就比先前更加关心我欲依之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只等着《爱弥儿》一出版，便付诸执行。我考虑的是都兰地区，因为我曾到过那儿，非常欢喜，它不仅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柔：
La terra moll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 abitator produce．（）①
我早已经把我的计划跟卢森堡先生谈过，他曾想劝我改变初衷。我这次又对他提起，说是已铁了心了。于是，他便建议我住到离巴黎十五法里的美尔鲁堡去，认为那是可能适合我的一个退避之所，他们夫妇俩都很高兴让我住进去。他的这个建议使我有所触动，也很合吾意。首先，得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约好了日子，元帅先生派他的仆人和车子来接我去。可临到那一天，我身体极为不适，只好把这事推迟，而后来又阴错阳差地未能成行。后来听说美尔鲁的地产不属于元帅先生而属于元帅夫人，我没有去成反觉更加心安理得了。
《爱弥儿》终于出版了，没再听说什么改版，也没听说有任何的困难。出版之前，元帅先生向我要走了马尔泽布尔先生与这部著作相关的所有信件。我对他们两人绝对信任，自己又有着极大的安全感，也就没去考虑他在要走信的这件事上有什么特别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地方。我把信退还了，只有一两封因为无意之中夹在了什么书里而没有退还。此前不久，马尔泽布尔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要取回我在为耶稣会士而惊恐之时写给迪舍纳的信。必须承认，这些信是不会为我的理智增光添彩的。但是，我回答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上，我是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不想装得更好，因此他可以把那些信留给迪舍纳好了。后来他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本书的出版没有像我其他所有作品那样，引起热烈的喝彩声。从未有过什么作品获得如此多的私下赞美而又未见有公开颂扬的。最有能力评论它的那些人对我说的和写信跟我谈的，都证实那是我的作品中的最上乘之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他们说的时候都是那么谨小慎微，真是十分蹊跷，仿佛有必要将人们对该书所认为的长处严加保密似的。布弗莱夫人写信向我表示该书作者应立塑像，应受所有人的崇敬，可在信末却毫不客气地让我把她的信寄还于她。达朗贝尔写信给我说，这部作品决定了我高人一筹，将使我位居所有文人之首，可他在信末却未署名，而他在这之前写给我的信全都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真心实意的人，却也谨小慎微，他很看重这本书，但避免写信跟我谈它。拉孔达米纳（）①只就《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一书东拉西扯。克莱罗（）②在信中也只谈这同一篇著作，但他敢于表示在读到它时的激动心情，并且明确地向我表示读了这篇东西之后，他那颗衰老的心炽热了。在接受我的这部赠书的所有人中，只有他向大家高声地、自由地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该书出售之前，我也赠送了一本给马达斯先生。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蒂安有座别墅，他的旧相识马达斯有时得空便去那儿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发售之前读到了它。布莱尔先生在把书还给他时，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话当天便传到我的耳朵里了：“马达斯先生，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但不久就会引起的纷纷议论，要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把这句话转告于我时，我只是一笑了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文官在故弄玄虚，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传到我耳朵里的所有令人不安的话语都没有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深，我远没料到自己在任何方面会有什么灾难，坚信这部著作既有益又上乘，深信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而且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确信卢森堡夫人的全部威信和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庆幸自己在刚刚压倒所有嫉妒者的时候，作出了急流勇退的决定。
在这部书的出版之中，只有一件事让我惶恐不安，这倒不是指我的人身安全，而是指我的心灵之不平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非常清楚地，并且是十分气愤地看到，为了让王公老爷们恣意寻乐，不幸的农民们受到了何种迫害。农民们只有忍气吞声地任随供射猎的野兽践踏自己的田地，只能扯起嗓子来轰而已，还不得不在自己的蚕豆地和豌豆田里守夜，带着锅、鼓、铃铛，以轰跑野猪。我目睹过夏洛莱伯爵是如何残酷对待这些可怜人的，所以便在《爱弥儿》的末尾对这种暴行抨击了一番。还有一件违背自己准则的事，难免让我受到惩罚。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侍军官在亲王的封地上也同样为所欲为。我对亲王是满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我很担心他把我出于人道的激愤而说他叔父的话当成是针对他的，从而怀恨在心。然而，由于我的良心让我在这一点上尽管放心，所以我便因此而心里踏实了。我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从未听说这位高贵的亲王对那一段落有所注意，其实它是我有幸得识亲王之前很久就写下了的。
我的书出版前后的不几天（我记不太准了），出版了同一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除了摘要中夹杂着的几句废话，同我的第一卷一字不差。书上印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巴勒克赛尔，并在题下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奖。我很明白，这个学院以及这个奖纯粹是新造出来的，以掩人耳目，遮盖其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出来，这事早有预谋，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既不明白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出去的，因为没传出去则不可能遭到剽窃，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杜撰出这个所谓得奖的故事来，因为设奖则必须有点根据才是。只是在许多年之后，由于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才洞穿了这个秘密，窥视出为何要弄出个什么巴勒克赛尔先生来。
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开始传来，但凡目光稍敏锐点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以及我本人，有什么阴谋在酝酿着，很快就要露出狰狞。可我却仍旧高枕无忧，愚蠢透顶，万万没有料到大难临头，甚至在感到灾难的恶果之后还没猜到是什么原因。人们先开始比较巧妙地放出风声来说，在打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不能偏袒攻击教会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在《爱弥儿》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可我在我所有其他的作品上全都是署了名的，也没见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呀。看起来人们是担心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虽说是甚为遗憾，但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而且，我的不谨慎又授人以柄。这些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可我并不怎么惊慌不安，我甚至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其中会有我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靠山很硬，各个方面都极合规定，而且我也并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一手造成的错误——如果有此错误的话——而陷我于尴尬处境。但是，我知道，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严惩书商而饶过作者的，因此，我不禁为可怜的迪舍纳捏一把汗，万一马尔泽布尔先生撇下他不管，那他可就惨了。
我处乱不惊。流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根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①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辞而不像出自一位参议员之口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巴什那帮人假造出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种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流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的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管我的书在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口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塞尔先生的坏话了？”“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美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道。“没有一句话，”我回答道，“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时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做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挺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他正要接着说点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做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出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弄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四处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蒂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紧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头，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姆（）①。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出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出卢森堡夫人来的，而她对我的友谊深厚，使我不该冒这种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她尽管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管说出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见我对她的想法有点动心，但又见我下不了决心逃走，她便对我谈起了去巴士底狱关上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种手段，因为议会是不干预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它不是以我的名义请求的就行。由于她没再跟我提起这事，我后来就以为她提此建议是在试探试探我，人家并不愿意采取这种权宜的办法来了结一切恩怨。
不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甫、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接到一封信，下面有一通知，神甫说是从消息可靠人士那儿得到的，说是议会将用严厉措辞起诉我，并注明了哪一天我将被拘捕。我判断此通知系奥尔巴什一伙假造的。我知道议会是很注意程序的，在不先依照司法程序搞清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我是否真的就是该书的作者，就这么一纸通令，将我逮捕，那是完全违反程序了。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能根据简单的迹象下令逮捕被告，因为害怕被告逃脱法网。但是，要想惩治像我这样本应受到尊敬和奖励的一种违法行为，应针对作品起诉，而要尽量避免涉及作者。”对此，她向我指出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忘记了是什么差别，以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是对我的一种恩典。第二天，我便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在他去检察长家的那一天，他在其写字台上看到一份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人，该书是他承印的，可他却丝毫不为自个儿的事担忧，反而大发慈悲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作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切怎么能够让我相信！一个被检察长接见的书商，竟在其写字台上从从容容地读到手稿和底稿，那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吧！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根据人们不断地向我的耳朵里灌输的这种种荒唐话，我真的以为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秘密别人不愿告诉我的，所以我坐待事态的发展，深信自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正直的，无辜的，而且，我也极其高兴，不管有什么迫害在等待着我，反正为真理而受苦是无上荣光的事。我毫无惧色，也绝不躲躲藏藏，我每天都去大城堡，每天下午照样散步。六月八日，就在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还同两位奥拉托利会的教授阿拉玛尼神甫和曼达尔神甫一起散步。我们带上点心去尚波，吃得津津有味的。我们忘了带酒杯，便把黑麦秆插到酒瓶里去吸，大家都争相挑选最粗的麦秆，看谁吸得最多。我一生中从未这么开心过。
我讲述过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失眠的。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每晚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直看到眼皮抬不起来，就把蜡烛吹灭，尽量迷糊一会儿，但总是迷糊不长。我每晚通常读的是《圣经》，我就这样连续地从头至尾读了至少有五六遍。那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更无睡意，便读得时间更长一些，我把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①为结尾的那一章整个儿地读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章就是《士师记》（）②，因为自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一章。这篇故事令我爱不释手，可当我恍若身在梦中的时候，突然被响声和亮光惊醒了。泰蕾兹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后者见我突然坐直身子，便对我说：“别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您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孔蒂亲王先生的信。”的确，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我发现了这位亲王派一位专差给她送去的那封信，里面指明，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对我进行严厉起诉。他对她说：“问题极其严重，怎么挡也挡不住。宫廷要严办，议会也要严惩，早上七点就将发出逮捕令，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他了。我总算说妥，若是他远走高飞，就不再追捕他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抓去的话，那他必被捕无疑。”拉罗什代表元帅夫人催促我赶快起来，去与她商量商量。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她刚刚睡下。“她在等您，”他补充道，“她不愿意在见到您之前就睡着了。”我匆忙穿好衣服，向元帅夫人处跑去。
我觉得她焦躁不安。她这是头一次这样。她的慌乱令我动容。在这紧张的时刻，又是深更半夜，我自己也不免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便忘了我自己，只想着她，只想到假使我被抓去，她将要扮演的悲惨角色。因为，我虽自觉有勇气只讲真话，哪怕这真话对我有害，会毁掉我，可我却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镇静，缺乏足够的机智，也许还缺乏足够的刚毅，在被逼得太紧时，难免会把她给牵连进去。这就决定我去牺牲自己的荣誉以求得她的平静，决定我在这件事上作出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是永远不会做的事。在我下定决心的当儿，我便将自己的决心告诉了她，绝不愿意让她付出代价，从而有损于我的牺牲的价值。我深信她是不会误解我的动机的，可是，她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以表示她对此深为感动。我对她这么无动于衷很恼火，以致举棋不定，很想缩回去。但是，元帅先生突然来了，布弗莱夫人不一会儿也从巴黎来了。他们做了卢森堡夫人本该做的事情。我受了一番恭维，羞于改口，因此，剩下的只是我隐遁到何处以及何时离去的问题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隐姓埋名，在他家躲上几日，以便从容不迫地商量一下，采取措施。但我没有同意，也没同意偷偷地溜到圣殿区去。我执拗地要当天就走，不想躲在任何地方。
我感到自己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一些隐而不露的有势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国，但仍应离开它，以求得安生。我首先考虑的是退居日内瓦，但稍加考虑之后，我便放弃了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的势力还大，如果它想要折磨我的话，在哪个城市它也是不会让我得到安宁的。我知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日内瓦议会中激起了对我的仇恨，而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达出来就越是危险。我知道，最后，当《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曾在特隆桑医生的请求之下，迫不及待地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无人响应，甚至在巴黎也没人吭声，便自觉很蠢，颇为羞惭，才收回禁令。我并不怀疑，它觉得此次机会难得，一定会尽量想法利用的。我知道，尽管所有的日内瓦人表面上装得挺漂亮，但心里在暗暗地嫉妒我，只等机会来了好发泄积怨。然而，对祖国的爱心在召唤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而且，要是我能够庆幸在自己的祖国平平安安地生活的话，我是不会有所迟疑的。但是，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像个逃亡者似的去那儿避难，所以我便决定只是在靠近自己祖国的地方待下来，并到瑞士去等着看看人们在日内瓦对我将采取什么决定。大家马上就会看到，这种不安不会很长。
布弗莱夫人对于这个决定很不以为然，又在努力地劝说我，让我去英国。她没有说动我。我从来就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而布弗莱夫人好话说尽，也远远未能打消我的厌恶之情，反而似乎使之有增无减，我也不知到底是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就走，大家都以为我一大清早就走了。我派拉罗什去拿我的文稿，他连对泰蕾兹都未肯说一声我是走了还是没走。自打我决定有朝一日要写我的回忆录，我便收集了许多信件和文稿，需要跑好几趟去拿。已经整理好的那些文稿，有一部分是单放着的，而我则整个上午都在整理其他的文稿，以便只拣对我有用的带走，把没用的烧了。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干这个活儿，但这活儿挺费时间，我俩一上午都没有弄完，所以我也就来不及烧了。元帅先生主动提出由他负责把剩下的分拣完，把不要的由他亲自烧掉，而不交给任何人，然后把拣出来的全部寄去给我。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很高兴摆脱了这件烦琐的事，好同我马上就要与之永别的极其亲爱的一些人度过我所剩不多的几个钟头。他把我留下这些文稿的房间钥匙拿去了，并且在我再三请求之下，派人去寻我那可怜的“姨妈”。她因不知我情况如何以及她将会怎样而急得要死，正时刻准备着法院来人，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大城堡中来，什么话也没告诉她，她还以为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她一看见我，便高声尖叫一声，扑到我的怀里。啊，情谊，心心相印，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我俩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甜蜜、温馨的日月，一起涌上了心头，使我在将近十七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之后，更加痛切地感到第一次离别那撕心裂肺之痛。元帅目睹这离情别绪，也不禁潸然泪下，悄悄地走开了。泰蕾兹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告诉她此刻跟随我去之不便，以及她留下来清理我的物件，收回我的钱款之必要。依照惯例，下令逮捕某人时，就要拿走他的文稿，封存他的物件，或列一个清单，并指派一人看管。必须让她留下来注视人家如何处理，尽可能地损失小些。我答应她不久就让她来找我。元帅先生也确认了我的这一许诺，但我始终不想告诉她我要去哪儿，以便她在遭到前来抓我的人的盘问时，可以照直说她确实不知我的去向。分手之时，我拥抱住她，心中感到一种很特别的激动，于是，我在激动之中，唉，真是一语成谶，对她说道：“孩子，你必须拿出勇气来。在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你与我有福共享，今后，既然你自己愿意，那你就得与我有难同当了。从今往后，等着你的只是跟着我去受苦受难了。我的命运从今天这个可悲的日子就开始了，它将追逼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本该十点就来的。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可他们还没有来。原先定好我将乘驿马的。我根本没有自己的马车，元帅先生便送了我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夫，送我到第一个驿站。在那儿，由于他事先已安排好了，人家毫无难色地便给我提供了两匹驿马。
由于我没入席午餐，也没在大城堡露面，夫人们便前来我待了一整天的那间中二楼里向我告别。元帅夫人满面愁容地拥抱了我好几次，但我在她的拥抱中没再感到两三年前她频频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密急切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还说了许多中听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加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的拥抱，因为她当时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一位极其冷峻、端庄和矜持的女人，我觉得她还没完全摆脱掉洛林家族的那种生来就有的高傲。她从来就没有太关注我。或许是我受宠若惊，力图抬高这种恩宠的价值，或许是她在拥抱我时确实加进了一点高贵女人所固有的那种恻隐之心，反正我从她的动作和目光中发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力，直入我的肺腑。后来，当我回想起她的拥抱时，我常常在猜测，她因为不知道我将命归何处，所以刹那间，对我的不幸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元帅先生一直没有开口，面色苍白得犹如死人。他非要把我一直送到停在饮马槽边的车上去。我俩穿过整座花园，一句话也没说。我身上带着钥匙，用它打开了园门，然后，我没把钥匙装进口袋，而是默然无语地把它还给了他。他接过钥匙时的那份激动令我惊诧，使我此后经常回想起来总不免要黯然神伤。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时刻比这次离别更加难舍难分的了。我俩久久地、默默无言地拥抱着：我们彼此都感觉出这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和蒙莫朗西之间的路上，我遇上一辆高级租用马车，上面坐着四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含着微笑向我打着招呼。据泰蕾兹后来向我描绘的法院来的人的相貌，以及他们到的时间和行为举止，我毫不怀疑那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听说逮捕令不是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是七点下达的，而是直到中午才下达。我必须穿过整个巴黎。坐在一辆敞开的马车里是藏不严实的。我看见街上有好几个人像是认识我似的在向我打招呼，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当晚，我便绕道穿过维尔罗瓦封地。在里昂，坐驿车者都得被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名改姓的人来说，可就尴尬了。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前去求维尔罗瓦先生，请他想法替我免去这份苦差事。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可我没有用它，因为我没经过里昂。这封信仍原封未动地存在我的信函箱中。公爵先生一再劝说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我宁可继续上路，因此我当天又赶了两个驿站。
由于车座很硬，加之身体太差，无法拼命赶路。再说，我的样子也不够威严，不会得到很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法国，驿马跑得快和慢，全看车夫如何赶法了。我以为多多犒赏车夫，就可以弥补自己那相貌平平、言语笨拙了，可这反而更糟。车夫们竟拿我当成跑腿的，平生头一遭坐驿车出门办事。此后，我得到的便一直是一些驽马，而且还成了车夫们捉弄的玩偶。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一句话不说，随他们如何驾车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样。
我是有办法排除旅途中的烦闷的。我把最近发生的一切翻来覆去地加以思考，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我既无这种能耐，也没这个心思。令人惊讶的是，我对已经过去的灾祸很容易忘记，尽管它可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一想到大难临头，我会吓得半死，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将会如何，可是一旦灾难发生了，我也就不怎么去想它了，很容易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那害苦了我的想象力总是在自寻烦恼，灾难未到，总要猜测个没完没了，而且使我又无法去回想已经出现过的那些灾难。对于已成事实的事也就无须再去小心防范了，而且再去想它也无济于事。我可以说是为将要到来的不幸耗尽了心思，我越是因猜测它而吃尽苦头，也就越容易忘掉它。而与此相反，当我不断地回想起昔日的幸福时，我便在回味它，品尝它，可以说是愿意何时拿它出来享受就拿它出来。我感到，正是多亏了这种很好的秉性，我大概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记恨。记恨心总缠着一个爱报复的人，使之对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变着法儿也要找他的仇家报仇，殊不知自己反倒为此而痛苦不堪。我生性好激动，一激动，马上便气愤不已，怒不可遏，但复仇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对受到的冒犯很少介意，所以也就不太去想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使我遭受的不幸，是因为担心再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损害我，他那对我已造成的损害，我可能立马就会忘记。人们常在劝诫我们，要英雄海量，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美好的品德，对我却谈不上。我不知道自己的心灵能否控制住仇恨，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仇恨，而且，我也极少去想我的仇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饶恕他们的美德。我不清楚他们为使我痛苦而自寻烦恼到了什么程度。我受他们的摆布，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有一件事是超出他们的权势的，而且也是我以此向他们挑战的，那就是他们在为害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却无法迫使我也为害他们而殚思竭虑。
自我动身的第二天，我便把新近发生的所有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我不得不小心提防的事而外，什么议会呀，蓬巴杜尔夫人呀，舒瓦塞尔先生呀，格里姆呀，达朗贝尔呀，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被我抛诸脑后了。相反，我却记起我动身前夕最后读的那本书。我也回想起了格斯奈尔①的《牧歌》，是其译者于贝尔前些日子寄给我的。这两个念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完美地交织在我的思想里，以致我想设法将它们聚在一起，按照格斯奈尔的笔法，写一个“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题材。这种淳朴的田园风格似乎不怎么适合这么惨烈的一个题材，而且，我当前的处境也使我高兴不起来，无法把这一题材写得欢快一些。但是，我仍想试一试，这纯粹是为了解除鞍马劳顿，根本就不想获得成功。我刚一试，便惊讶地发觉思想非常集中，而且表达时也很得心应手。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后来，我在莫蒂埃将它写完了。我深信，我一生之中从未写过什么比它风尚更淳朴感人、色彩更清新、描绘更纯真、个性更贴切、凡事皆具古朴之风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未被那基调悲惨的主题所损害。除此而外，我还因此而具有了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说不是我作品中的最佳之作，那也将永远是我最为珍贵的作品。我每每读到，并且在我将重读它时，都会感到心中有着一种无怨无艾的欢快，远远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尖酸刻薄，反而能聊以自慰，在自身找点什么来补偿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假如有人将所有那些在自己的书中对自己从未遭受过的不幸表现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聚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与我相类似的处境之中，在他们的尊严受到侮辱时的最初愤怒中，让他们来写这样一部作品，看看他们将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吧。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决定去伊弗东我那善良老友罗甘先生那儿停停。他退居那儿已经有几年了，甚至还邀请过我去那儿看他。我在途中听说经过里昂要走弯路，所以去伊弗东就省得绕里昂了。可是，那就得经由贝藏松，那也是个军事要塞，因此也要遭遇同样的不便。因此，我决定绕点路，经过萨兰，借口去看看迪潘先生的侄子米朗先生，他在盐场供职，曾经一再邀请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米朗先生，所以很高兴不必停留，继续赶路，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盘问。
进入伯尔尼境内时，我让马车停下。我下了车，跪在地上，拥抱、亲吻着大地，激动地嚷道：“苍天啊！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便又盲目又自信，总是对将铸成我的不幸的事物热情满怀。我的车夫大惊失色，以为我疯了。我重又上了车，没几个小时，我便感受到扑在可敬的罗甘怀抱中的那种既清纯又强烈的快乐了。啊！让我们在这位可敬的主人家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他家恢复点勇气和力量，我不久将使之有用武之地。
我刚才就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所有情景作了不厌其详的叙述，这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它们显得不太明晰，但是，当人们一旦掌握了阴谋的线索，它们就能让人看到阴谋的施展。譬如，它们对我马上要提出的问题虽不能提供初步概念，但大大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咱们假定，为了实行以我为目标的阴谋，必须让我离得远远的，那么为了让我走开，则必须让一切都像所发生的那样发生。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的夜半使者所惊吓，不被她的惊慌乱了方寸，而一如我开始时那样岿然不动，不是待在大城堡，而是回到我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个懒觉，我也照样会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解开其他许多问题也得取决于这一问题，而要研究它，那就很有必要搞清那威吓性的逮捕令和实际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这是个粗略的却是明显的例子，表明在陈述的事实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可以据此通过推论去找出其中的秘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