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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人民一致要求，准许聂鲁达回国！政府收到了请愿书。请愿者们宣告：聂鲁达有权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但却都是权威人士，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签名者按名字字母顺序排列如下：小说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就在不久后的9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卡洛斯·伊瓦涅斯；教授兼作家欧亨尼奥·冈萨雷斯；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恩西纳；激进派政治家马西亚尔·莫拉。
官方报纸立即发表文章，通篇谩骂，气急败坏地为魏地拉政府辩护，对鲁聂达进行攻击。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个极不合适的化名“历史学家”。他竟然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发动了呼吁让它的党派领袖聂鲁达回国的攻势。”说什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聂鲁达都领着一份不断增加的津贴，那是从被国际苏维埃压迫的工人口袋里榨取的，因此他得以过着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
他们攻击诗人，说他不仅犯有诽谤中伤共和国的罪，而且还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个妻子，一位荷兰公民，被他遗弃在爪哇。”
魏地拉亲自派人把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从荷兰接到智利。当然，用的是国库的钱，还为她请了律师。对智利复杂的政局一无所知的玛丽亚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摆弄的木偶。
这支政府组织的“十字军十字军，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发动侵略性战争，前后8次，历时200年（11—13世纪）。东侵的参加者都在外衣上缝有红十字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十字军。远征队”之所以这么语无伦次地胡编乱造，正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们战旗后的只有一家报纸，给他们助威的议员也寥寥无几。
人民在盼望着，等待着聂鲁达返回祖国，人民的意愿是不可抗拒的。
聂鲁达准备回归，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发表公开讲话：“听从我的人民的召唤，我将返回祖国。8月中旬我会到达智利。”“我们智利人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个“历史学家”的挑衅：“我将以生命捍卫智利的荣誉。”
聂鲁达就要回国了！必须保护他，不能让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护办法，莫过于依靠群众。圣地亚哥的墙上出现了大标语：“不许碰聂鲁达！”
一天上午，圣地亚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剧院里正开大会。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动家，智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接到一个同志送来的字条。他面对7000名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念道：“巴勃罗·聂鲁达今天下午两点到达塞里略斯机场。我们要全体出动去机场接他，以防警察寻衅闹事。”人们像听到了号令，涌出会场，群情激昂，一个不落地向机场进发，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但是，聂鲁达不在机场！是不是被哪个国家的独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个遍布独裁统治的大陆。还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尽管靠了各种进步力量3年零几个月的努力，对聂鲁达的逮捕令已经撤销，但魏地拉之流历来是不讲信誉的。
人们向诗人可能经过的各个地方打了许多个电话，询问诗人的下落。那时打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电话打到日内瓦：“是的，他到过这儿，但是已经去法国了。”他在哪儿？人们最初的担心和疑虑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人们在为自己的诗人担忧。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诗人是在蒙得维的亚，大家这才放心。
8月12日，聂鲁达终于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议员陪他走下飞机。他们3人组成了迎接委员会，负责从国外接诗人回国。他们在蒙得维的亚从“恺撒号”船上把诗人接上岸。他们既负责接送，也负责保卫，以防独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报复行动。
等在机场的人们一看到聂鲁达，就唱起了庄严的智利国歌，一束又一束鲜花送到诗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却向他献上一束干枯的花。那天，第一次听说聂鲁达要到达时，她就是举着这束当时正盛开的鲜花和挤满塞里略斯机场的人们一起等候诗人的，但没有等到。今天，她终于把这束花献给了诗人。
第二天，在布尔内斯广场为聂鲁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诗人在演说中，号召面临大选而分成派别的智利人民为祖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奋斗。
一股欢快的人流涌向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儿有两个警察“把门”，他们把停在诗人家门口的汽车执照号码一一记录下来。警察和聂鲁达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
诗人几乎是一下飞机就投入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任职期间采取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并为促成中智建交和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人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竞选活动中。他和矿工们的第一次重逢是在洛达矿区，这是双方都盼望已久的。诗人向煤矿工人讲述了他的流亡生活。“大海是辽阔的，大地是宽广的，但我却来回走了两趟。”他感谢矿工们，感谢智利人民：“我能够回来，全靠的是我的人民，而不是政府的任何恩赐。”的确如此。
当《埃尔西利西》杂志记者采访诗人时，他特别指出，国内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竞选。当然，在竞选中，他支持阿连德。但是这场战役只是长远斗争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智利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因为，他所以能够重返祖国，是党和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而这斗争，从他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强调说，在斗争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和聂鲁达同乘“恺撒号”航船回美洲的马蒂尔德，不久也从她上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回到圣地亚哥。她住在一处朋友帮助找的、她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子里。那时正值冬天，街上是光秃秃的树，屋里是没热气的炉子、摇曳的烛光……来自碧海蓝天、阳光明朗、鲜花遍地的卡普里的马蒂尔德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回这儿来？”
就在这时，这个“为什么”就进了门，聂鲁达喊着：“我的巴多哈巴多哈，乡下女孩。聂鲁达给马蒂尔德起的名字。，你在哪儿？”他们紧紧拥抱。满心委屈的马蒂尔德忍不住冲口而出：“为什么要回到这个破地方来？”
听到这话，诗人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马蒂尔德从罗马买回的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扔到地上，踩了又踩。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个破地方就是你的祖国！你必须留在这儿，尽管这儿又穷又苦，你得学会爱它。这就是生活。活着，就不能回避丑恶和困难。”
马蒂尔德从没见诗人发过这么大火，她的眼泪涌上眼眶，这是诗人不能忍受的。他立刻平静下来：“请原谅，我太粗暴了。我应该体谅你，你在国外待得太久了。而人们常把祖国理想化，可现实却是另一个样。但是，我们要在这儿生活下去，因为生活已经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
在《回首话沧桑》中，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的情况，写得非常简略。诗人写道：“……这几年发生的事，我将不在回忆录里做详尽记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都在智利，既没有发生新奇事情，也没有遇到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惊险事件。”然后，他扼要地列举了几件值得一提的要事。
就从这个简要的“大事年表”中也足以看出诗人这几年非常忙碌，过得并不一般。1952年8月一回到智利，他就走访了国内很多地方。接着，组织了美洲大陆文化大会。然后是与来自各大洲的朋友们庆祝他的50岁生日；创办并主编《智利报》；出访欧洲，访问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向智利大学捐赠藏书并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获斯大林和平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被拘留了一天半；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举行诗歌朗诵会……而他的重要诗集：《元素颂》《新元素颂》和《颂歌第三集》就在这几年先后出版。
这几年，诗人过得十分充实，有些事情不仅是“值得一提”，而且是值得详细记述的。
聂鲁达很善于对事物做总体规划，通盘考虑。他想到要举行一个美洲知识界大会。他联络了3位在美洲文化界声誉卓著的人做发起人，他们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1861—1957），哥伦比亚文艺评论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华金·加西亚·蒙赫华金·加西亚·蒙赫（1881—1958），哥斯达黎加作家。。
一封简洁但富有号召力的倡议书不久就发送到美洲各国。倡议书中写道，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和痛苦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工作者，即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对改善人类状况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我们不能举行一次会议，把大家联合起来，为使美洲更美好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我们应该把意见和观点摆到桌面上，进行商讨、交流。这样的会议不仅对本大陆知识界，而且对美洲大陆的全体人民都极为有益。
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内，响应倡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诗人维尼休斯·德·莫莱斯维尼休斯·德·莫莱斯（1913—1980），巴西诗人。他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著名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亚马多还专程去圣地亚哥，参加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作。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于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圣地亚哥召开。尽管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拖延签证，甚至威胁要下禁开令。但是最终，大会不但如期召开，而且开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开的文化会议，没有哪一次能这么成功，能有这么多美洲文化名人到会。可以说全美洲的杰出人士都聚会在圣地亚哥，整个城市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之中。
聂鲁达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从美国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谈起。这位被卢文·达里奥称为“白胡子的美国佬教长”的伟大诗人在1881年就说过：“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惠特曼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成就伟大的标志才显示出来。”
由此诗人谈到了《漫歌集》的创作契机，详细讲述了在他的诗中，隐晦艰深与明快晓畅的斗争。他指出，美洲这块土地上的诗人，是为一个成长中的大陆写作的。拉丁美洲人刚刚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熟悉各种行业，准确地说，是在恢复它们。因为征服者毁灭了一切：老一辈的采石人，泥瓦匠、制陶工早已荡然无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现了“断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从认字母开始。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读者尚未诞生。美洲诗人面临的任务是促进他们的诞生。因此，诗歌就应该写得通俗易懂，明快朴实。
诗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欧洲国家的关于他的诗的争论。在《伐木者醒来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这最后一句，在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有点儿奇怪，译者不知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诗人对此做了解释。诗中写的是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智利南部，那里曾是阿劳科人与西班牙征服者血战的战场。在20世纪初，它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拓荒者们目睹了第一头牛、第一片麦子在那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钟，也是刚刚买来的。该诗的译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请教，期望他们能解开谜底。但这对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难题：在西班牙，钟的购置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诗人说：“我们就是为正购置钟的人民而写作的。在没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诗歌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诗歌就像面包，无论对谁：认字还是不认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诗人宣告，他的诗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发现美洲。而发现它正是为了使它复苏，为此，就必须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美洲是简朴纯真的。
诗人坦率而诚恳地述说了他的切身体验：他是好不容易才从隐晦走向明快的。因为，文学界推崇的是晦涩艰深。出于阶级偏见，明快浅白被视为粗俗，被当成是没文化，而隐晦曲折却被当成是博学的体现。文学上对离经叛道和非现实主义的盲目崇拜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岂不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了吗？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歌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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